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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瑛大师抗战护国 被捕受刑威武不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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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5-08-07  

编者按:晚清民国时期虽然时局动荡,但中国却涌现出一大批精英人才,佛门也不例外,可谓高僧辈出,圆瑛大师是其中佼佼者之一。圆瑛大师精研佛理,“楞严独步”;又被称为英雄僧侣,领导佛教人士投身抗战;作为现代中国佛教领袖,曾先后七次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,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,又被选为首任会长,并于同年圆寂。

1937年12月圆瑛法师前往南洋赈灾募款(图片来源:资料图片)


     圆瑛大师(1878~1953),爱国高僧,佛门领袖。俗家姓吴,乳名昌发,学名亨春。出家之后,法名宏悟,字圆瑛,号韬光,以字行世。

    “出世犹垂忧国泪,居山恒作感时诗!”九•一八事变后,圆瑛大师有感于山河沦丧,流泪写下了这样的爱国诗句。

     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圆瑛大师对身边弟子说:菩萨慈悲,“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”,“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”,“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”,尤其不忍听那“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”,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,行救苦救难之责。

     芦沟桥事变爆发后,圆瑛大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,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,由他亲任团长,并紧急通知京(南京)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,往上海玉佛寺报到,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。随后,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、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。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大师,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“大无畏”“大无我”“大慈悲”的三大精神,无所畏惧,不怕脏、不怕累、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死,“忘却身家之我见”,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。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,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,救死扶伤,护送难民。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,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。

    淞沪战争持续三月,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队第一分队活跃在东战场上,出动工作达百余次,来回于浏行、大场、昆山之间,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济众生法事,造成惊人成绩,根据慈联会民国二十七年报告书,我们这个“僧侣救护队”所救护的负伤员兵及租界难民总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,被上海报纸誉为“英勇僧侣”,外国报纸称他们为“战神之敌”。

    1937年冬,上海沦陷,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,尸横遍野。日军不准收埋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难民的遗骸,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。看着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,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,圆瑛大师挺身而出,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,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,队员由上海玉佛寺、法藏寺、清凉寺、国恩寺、关帝庙、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。他们每天用四辆汽车,将国人的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,送到郊外掩埋。昼夜不停,花了三个多月时间,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。

    圆瑛大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,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,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:“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。”

    在完成一系列爱国义举后,圆瑛大师又出国募捐抗日资金,号召华侨进行“一元钱救国运动”。1939年10月,圆瑛大师和徒弟筹集了大量资金,从南洋返回上海。圆瑛大师回国后,日本人劝他出任所谓的中日佛教会会长,圆瑛大师严词拒绝。日本人恼羞成怒,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,大批宪兵包围了圆瑛大师所在的寺院,以抗日的“罪名”将圆瑛大师和弟子明旸法师逮捕。

    圆瑛大师师徒二人被押到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,马上遭到严刑拷问。明旸法师回忆道:“宪兵们面目狰狞,虎视眈眈……夜阑人静,万籁俱寂时刻,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,态度野蛮,几濒于危。师以从容陈辩,理直气壮,义正词严,坚持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。”

    随后,圆瑛大师二人又被押解往南京的日本宪兵总司令部,追查二人在南洋募集抗日捐款的事情。圆瑛大师威武不屈,在严刑审讯面前仍做道场,连打三个“净七”,并以绝食与日寇作斗争。

    圆瑛大师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民众的公愤。迫于舆论压力,1939年11月,日寇释放了圆瑛大师师徒二人。圆瑛大师出狱后,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辞去方丈之职,走上了更为坚毅的抗日之路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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